在后世尊崇的“晋韵”书风“二王”笔法中， 王献之也是一个关键的代表人物。王献之是王羲之书法的直接继承者。由于父子亲缘关系， 王献之得天独厚秉承其家法， 少有“高迈不羁”、“风流为一时之冠”的名声。他天资聪颖， 个性突出， 善于思考。十五六岁时就建议父亲：“古之章草未能宏逸， 今穷以伪略之理， 极草纵之致， 不若稿行之间， 于往法固殊， 大人宜变体。” (张怀瓘《书论》)

王献之如此小的年龄就有这样的胆识和见解， 可见天赋之高， 令人望尘莫及。所谓的“变旧法创新体”的特点是更加“草纵”、“宏逸”。王献之又在其父变法始创今草的基础上， “改右军简劲为纵逸”, “尽变右军之法而独辟门户， 纵横挥霍， 不主故常” (清吴德旋《初月楼论书随笔》) 。由此可以看出， 王献之勇于创新的精神才是他传给我们的至尊法宝。

试想， 如果不是王羲之大胆改章草笔法为“纵势”内擫， 不是王献之改王羲之“纵势”内擫为“宏逸”, 外拓笔法能创立“二王”今草体系吗？没有今草的诞生， 王羲之能成为书圣令后人敬仰吗？古法局执， 事贵通变， 世异则事异， 王献之以过人的胆识， 立志要冲破古法旧制和父亲书法的模式， 创造气象万千、宏逸纵横、抒情表意、酣畅淋漓的“一笔书”行草新体。

行草书严格地讲并不属于独立的字体， 但是， 行草作为一种书法表现形式其实早在晋宋之际就已经存在并迅速发展成熟了， 而首次创制这种艺术表现形式的便是王献之。

纵观书法史， 行草书这种艺术表现形式几乎在每个朝代都会有所发展。晋宋以后， 大体经历了四次历史性的审美嬗变。

王献之行草美学范式对当代行草创作具有重要启示， 要实现当代行草艺术的健康发展， 必须更新行草的学术理念， 调整创作思维方式， 把行草艺术提升到历史的高度。

谈论行草无论如何无法绕开两个重要的历史人物：一个是王献之， 另一个则是张怀瓘。

王献之几乎是被书法史遗忘的一位仙骨神俊。时世更替， 书风嬗变， 似乎总也难觅小王的影踪。也许是因为王羲之巨大的历史阴影的遮掩， 人们无法真实地看到王献之书法独特的艺术魅力， 小王陪伴在大王身后如同书法符号一样， 声名与影响其实难副。特别是初唐李世民独尊大王， 贬抑小王， 批评王献之的书法是“隆冬之枯树， 严家之饿隶”, 遂转移了人们的书法视角， 自兹以降， 二王父子之影响分出轩轾， 产生了极不相称的历史现象。

追思王献之书法的历史命运， 不免让人黯然神伤。人类个体相对于浩翰的历史星空是多么渺小啊。无可奈何花落去， 历史发展的规律就是这样残酷无情。然而， 事实上王献之作为中国帖学四大天王之尾， 仅次于王羲之的位置， 他改制行草， 并把妍媚书风推向历史极致， 这些都是历代书家无法比拟的。

张怀瓘作为唐代书法理论的重镇， 他十分崇尚王献之的书法， 贬抑王羲之书法。在《书估·草书》中把王献之列为第三， 而王羲之则列为第八。他认为“逸少草书女郎才， 无丈夫气， 不足贵也”。而对王献之行草则给予很高的评价， 并首次对行草的概念进行了阐述。

因此， 今天我们重新研究行草艺术， 以王献之行草范式和张怀的行草史观为切入点， 从中或许可以获取一些历史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