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见某个微信公众号发布了所谓慈禧的字画,字佳,画亦不俗,看上去慈禧老佛爷颇通文墨。但慈禧实在是没有多少文化的,胸无点墨也许说得过了一些,但墨水无多肯定是事实。世传所谓慈禧字画,多系缪素筠代笔,这也不是什么秘密了。
叶恭绰《袁世凯与端方密札书后》说慈禧“自矜智术,以不学故,终为人所愚”,又说:“平心论之,清自胜太平天国后,西太后骄满猜忌,暗于时势,早成危卵之势,甲申、甲午、戊戌、庚子诸役,已人心尽失……”的是确论。
叶恭绰这寥寥几句话,切中肯綮。只因叶恭绰生于晚清,“去古不远”,出于世家,历官清廷、北洋,见多识广,天资又高,故能要言不繁,胜过今人无数滔滔不绝不着边际的长篇大论。
《袁世凯与端方密札书后》,千把字,出自《矩园余墨》。矩园是叶恭绰晚年别署的号。《矩园余墨》是叶恭绰的一部序跋集,集中收录的序跋多半为其晚年所作,短的不到百字,长的也就二三千字,但吉光片羽,鲁殿灵光。恭绰,字裕甫,又字玉甫、誉虎,号遐庵,晚年别署矩园。广东广州府番禺县人,祖籍浙江余姚,清光绪七年(纪元1881年)生,1968年去世。是近世有大名的书画家、收藏家和政治活动家,交游广,见闻多,所作序跋虽小而识见颇高。
叶恭绰
比如书中的《震钧天咫偶闻书后》一文对清代君权专制要点的揭破。震钧所著《天咫偶闻》卷一第三页云“乾隆御养心殿,凡召对办事皆于此。每日军机大臣先入,然后引见”。这几句话给人的印象是,有清一代军机大臣权柄甚大。但经过叶恭绰对这几句话的疏解,则知:在清代,自设奏事处后,皇帝每日早膳时阅毕奏事处所送来的各处的章奏,然后交给军机处,军机大臣也就在这个时候匆匆传观以备召见时奏对。如果皇帝不把该奏折发下,军机亦不得见。皇帝每早看过各章奏之后,召见各部院值日长官及其他特召之官员,这时军机大臣并不在旁。待皇帝召见完这些人之后,最后才见军机大臣决定办法,军机大臣领旨后回军机处分别处理。军机大臣只是在皇帝偶询意见时,才有可能奏陈,否则只有听皇帝指示回军机出拟出办法传达各处而已。这就完全不是《天咫偶闻》这几句话的意思了。此一关节经叶恭绰先生疏解,显示出在清代大权全操皇帝之手的事实,“实关清代君权专制之要点”,“所谓军机大臣,不过为皇帝之秘书,其与历代宰相完全不同,即在于此”。
我们读到这儿,简直以为叶恭绰当时就是站立在清廷的现场,目击了皇帝办公的全流程,目击了皇帝和朝臣之间的接见和应对的场景,他给我们作了现场报道。
再比如写于民国三十六年四月(纪元1947年4月)的《紫江朱氏校刻李明仲营造法式跋》,其中论述明清建筑,寥寥数语,颇可含玩。这篇跋先说《营造法式》宋绍兴十五年重刊背景:“余维我国往昔建筑之学,至北宋可谓渐集大成,其一切程序标准,亦殆结晶于此。宋高南渡,文物制度均沦于北,将杭作汴,一切营建无所师承”,所以秦桧妻兄(或云妻弟)平江府(今苏州)提举王显道“重刊此书,在绍兴十五年,盖亦缘需要之迫切也”。接下来简述明代建筑渊源:宋高南渡,《营造法式》重刊,“……当时官私建筑以此为准,演习成风,加以花石纲之留遗,故江浙园庭,颇饶新格。”这是南方。而在北方,“金掠汴都文物,用之燕都,元代因之,集辽、金、宋之大成”。到了明代,“明之永乐载启宏规,以姚广孝之因缘,用苏州匠人以主工部,于是由汴逮杭,散存江浙之作风,又复合流于北京。”所以明代北京之建筑,“继承宋代,且加以南方园庭及辽、金、元之朔漠余风,与其所吸收之外邦臭味”,因此而具有了“划时代之价值”。相较明代建筑,叶恭绰以为清代建筑就没有特色可言了。
一百来字的篇幅,叶恭绰说清了明代北京建筑的渊源和新意,提纲挈领,举大要而脉络可辨。这是既富书本知识又见多识广的老先生才能有的功力了。叶恭绰先生《四十年求知的经过》尝有言:“余少承家学……余以遗传,兼少侍仲鸾公(维强案:“仲鸾公”即叶恭绰承继之父叶佩玱,字仲鸾,诗文、篆、隶靡不精究,尤精历算学)膝下,熏陶有自。”“余对文学艺术,本有先天之遗传,故书、画、古物之鉴别,似颇有只眼。”所言非虚。
宣德炉是明宣德三年宣宗皇帝朱瞻基亲自督造的铜香炉。据说2003年嘉德拍卖行专场拍卖收藏名家王世襄先生所收藏的21件宣德炉,共拍出1179.2万元,平均每件约56万元。叶恭绰先生《所藏宣德鼎彝录跋》说自己在民国九年十年间“思研究宣德鼎彝”,自那时开始广为搜集(吴湖帆《丑簃日记》1933年2月18日记:至遐庵处“观宣罏,计百余品,洋洋大观矣”),二十年来所得超过三百具,正当要编制图说以供世人考索,民国二十六年淞沪战事起,于是离沪归粤经港,这些宣罏“致之于港”,未料港战又起,“谋归沪”,物重难运,不得已弃其次者六十余具,到了上海,以易米故,竟售出二百五十具,“浩劫如斯,势无独免”。1948年又著《纪书画绝句书后》,说自己“收藏书画颇富”,抗日兵事起,流离颠沛,“藏物之直接间接毁于兵燹者,殆十之六七”。
我读叶恭绰先生上述两篇跋文,感慨不已。家国动荡,一代藏家所宝藏之物,等不到三世而尽,就在自己这儿零落殆尽了。我想到李清照《金石录后序》所记收藏的遭遇:李清照赵明诚好古玩书画。靖康丙午岁,金兵犯京师,仓皇南撤,载书十五车,尚留书册什物十余间于青州故第,期明年再具舟载之。不意当年十二月金兵陷青州,所留十余屋者尽为煨烬。南迁途中,明诚病逝,连舻渡江之二万卷书、二千卷金石刻、可符百客之器皿茵褥及其他相当数量长物,又因突发敌情不及运走而尽委弃于洪州。清照随身携带的仅常病中把玩之轻小卷轴书帖,中有写本李、杜、韩、柳集、世说、盐铁论,汉唐石刻副本数十轴,三代鼎彝十数事,南唐写本数箧,“岿然独存”。再后来颠沛流离,十去五六,惟存书画砚墨五七簏。又后来被构陷。再卜居会稽土民钟氏舍,遭窃贼。当初“岿然独存”者,十去其七八矣。余者:所有一二残零,不成部帙书册,三数种平平书帖。
由宋金乱世之中清照明诚收藏古玩书画的遭际,由近世叶恭绰先生收藏文物书画的遭际,我们或可想见千年来吾国文物所毁弃数量之巨,文明所受之巨创。刘盼遂先生甲戌年(纪元1934年)春暮著《中国金石之厄运》,述周至清金石器被毁的历史,感慨“被毁进程之速,绝可惊愕”。想想元传奇《拜月亭记》“宁为太平犬,莫作离乱人”这句话,说得有多少沉痛。因此想到,国泰民安,也是人心之所向啊。